宽恕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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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矿工说，宗教有时候让我想起一种新型的爆破药粉；说不准它什么时候会引爆，也说不准会把谁炸飞。

我当时正想着拉德威和比尔斯基：“坏蛋”拉德威，就是那个在博罗梅奥揍了埃利斯、又枪杀了法格·奥利里的家伙。你肯定听说过他。有一阵子人人都在议论他，后来那些闲话就渐渐淡了。慢慢地，拉德威自己也消失了。是比尔斯基让他消失的。

比尔斯基是个矮小、严肃、毛茸茸的家伙，个头还没到拉德威的胳膊肘高；是个好小伙子，从没给任何人惹过麻烦。他总是带着一种温顺的神情，对存在本身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感到困惑。人们喜欢他。他心肠特别好，但他的幽默感和阿帕奇人一样。原始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他有部分俄罗斯血统，有个原始得没人试着去发音的名字。比尔斯基这个叫法就够接近了。

他几乎从不到拉德威跟前去，虽然他和那伙人混在一起。你看，拉德威在中心，比尔斯基只是在边缘游荡。不过后来，他们倒是搅得挺近。

事情当然是从一个姑娘开始的，博罗梅奥的一个姑娘。名字就不必提了。她是个好姑娘，长得也漂亮，不过是众多好姑娘中的一个，谢天谢地。没人猜到比尔斯基对她有意，直到她突然离开，再也没人见过她，她家人也搬走了。这事被算到拉德头上，他也没否认；只是笑了笑，露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。你知道那种人。后来比尔斯基听说了这事。他那时正在茹厄干活，因为那还是在灌溉工程开通之前，那里全是牧场。他给拉德威捎了个口信。“我要下来杀你，”口信说，“等我一结完工钱就来。别走开。”

哎呀，那可真是比尔斯基的作风，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个大笑话。拉德威也这么觉得。“那小家伙把我当什么了？”他说，“我看他不急。我有的是时间等。”大多数人也这么想，但不是所有人。

与此同时，比尔斯基一直干着活，直到能辞职而不给人添麻烦。然后他结了工钱。他把每一块工钱都花在一匹好马驹上，一匹跑得快的。于是他南下八十英里来到博罗梅奥，像草丛里的火一样迅猛。

当然，赌注全押在拉德身上。据说他觉得比尔斯基是个太好笑的笑话，不值得开枪；要是他来找麻烦，就揍他一顿，然后放他走。

离博罗梅奥还有二十英里，比尔斯基不得不在一个传教士那里停下来。在那儿他信了教。

是的，这是事实；他一夜之间就信了。他跟传教士说了什么，或者传教士对他说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完全不知道。

但比尔斯基徒步走进了沙漠，大约五英里；那一带差不多就是一片沙漠。他身上什么都没带，只有那支他打算用来射杀拉德威的枪，和一本《圣经》。他把两样东西放在一丛鼠尾草下，整夜跪在它们面前，等着主开始对他说话。你知道，夜里沙漠里没什么，只有星星；而星星背后的天空，让连行星都显得寒酸。主一定毫不留情、毫无偏袒地对付了比尔斯基，因为黎明时分，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传教士那里，浑身被汗水和露水浸透。他身边只剩下那本《圣经》。

“我相信了，”他对传教士说，“并且我盼望得到宽恕，所以我也宽恕那个我本心想杀的人。替我告诉他，”他说，“但主嘱咐我，”比尔斯基说，“我必须亲自告诉他，才能拯救我的灵魂。所以也告诉他，让他等我，因为我要去宽恕他。”然后他瘫倒在传教士脚边。

那位老人是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让比尔斯基躺到床上，像父亲一样照顾他。他以前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彻彻底底、当场皈依的信徒，他为此激动不已，兴奋得自己骑上那匹老马，进城到博罗梅奥，亲自把宽恕的口信传给拉德威。

我当时在多勒斯的店里，和几个伙计一起看他新进的马鞍；拉德也在那儿，大伙儿东拉西扯聊得正欢。不知谁告诉了那位老传教士拉德在哪儿，因为他在多勒斯店外勒住了那匹白马，喊道：“拉德威先生！”他高声喊着，“拉德威先生！我有口信带给你。”

“你好！”拉德说，一边向他的狐朋狗友挤挤眼——我不是其中一个——“比尔斯基是不是带着枪来了？我得准备好藏起来。”接着便是一阵笑声。

老传教士像印第安人一样挺直地坐在老马上，抬起头，摘下帽子。他的白发在阳光下闪光。似乎不只是阳光照在他脸上。“拉德威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带来的口信是宽恕。你不必害怕比尔斯基。他宽恕了你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在他亲自向你保证那份宽恕之前，他绝不会安歇。愿主怜悯你。”老人说完，戴上帽子，骑马走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从没听过多勒斯店里那么安静！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直到拉德威喘过气来，开始咒骂。

有趣的是，什么东西能击垮一个人的神经，对吧？想到比尔斯基想宽恕他，拉德简直疯了！

比尔斯基在传教士那里病了一段时间。他回到博罗梅奥时，看起来比以前更古怪、更毛茸茸了，简直被宽恕拉德的渴望活活吞噬。“我不是在想他，”他小心地解释说，“他反正会得到报应的；我在想我自己，”他说，“我要是不宽恕他，怎么拯救我的灵魂呢？”

“呃，你现在还不能宽恕他，”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用一种安抚的语气说，“他不在这儿。他接了份新活儿：在林杜拉当工头，上星期就走了。”

“哦！”比尔斯基说。他环顾四周，有点措手不及和受伤的样子。“哦！他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他走可不是因为怕你，老伙计，”另一个人说，笑得快岔气了，“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。”

比尔斯基看起来更受伤了。他那毛茸茸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柯利犬般的眼睛，此刻那双眼睛几乎满了泪水。“我为什么要那么想？”他认真地说，“我只是想宽恕他。我只是想告诉他我宽恕他。”他走开了，对世间万物的悖逆感到困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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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博罗梅奥附近待了几天，安安静静、不声不响；后来我看见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“格雷·托马斯，”他告诉我，“他要赶几头骡子去林杜拉，他会带上我。这样我就能宽恕拉德威了，”他说，“把这桩心事放下了。”

他跟着骡队去了林杜拉。到了那里，他发现拉德前一天已经被派去塞奇维尔送一群小牛了。

他在林杜拉待了一个星期，几乎焦虑得连饭都吃不下，就等着拉德威。拉德威没回来。一周结束时，他动身去塞奇维尔。走到半路，他遇上了拉德那一队人的其余人马，正往回走。“拉德染上了淘金热，”他们告诉比尔斯基，“他跟一个在塞奇维尔遇见的人去了阿尔塔内罗地区。老板会对他发火的。”比尔斯基看起来比以往更伤心了。

“他知道我在等他吗？”他说。

“不知道，”他们说，“他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唉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但我相信他知道。你看，比尔斯基的宽恕已经让他神经紧张了。

在塞奇维尔，拉德威差点就被迫接受宽恕了。他实际上和他的新伙伴骑马出了城的一头，而比尔斯基正好从另一头进城。

伙计们笑话比尔斯基；但他们喜欢他；也许他们开始有些疑惑了。不管怎样，比尔斯基在塞奇维尔待了一个星期，卖掉他的马，置办了一套行头。当他们问他为什么要一套勘探行头时，他只是带着一种惊讶、受伤的神情看着他们，说：“怎么，当然是去追拉德，宽恕他呀。你们以为是为什么？”不久，他们就不再笑了。是比尔斯基脸上的神情让他们停下来的。你知道那些棕黄色面孔在我们看来有多古怪吗？那是因为表情从不变化。比尔斯基开始变得古怪，像个中国佬或印第安人；那些天他只有一个表情，刻在他毛茸茸的脸上，仿佛被烙上去的。

他弄了两头驴和一套简陋的行头，周末就出发了，追踪拉德威进了阿尔塔内罗。在他出发前三天，一辆骡车驶向塞亚尔；它追上了拉德威和他的伙伴，车夫告诉他，那个宽恕他的人正跟在后面。所以，你看，拉德知道。

你见过阿尔塔内罗的入口吗：阿尔塔内罗之门？那里有沙漠，有山丘，有峡谷；还有阿尔塔内罗。在这道门这边，你还是个人物，有活要干，有钱要挣，有姑娘可以亲吻：什么都有，只要你去找。在门的那一边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就那么走出去。是的，你就那么走出去。就像活着的时候死去。你完全不算数；而且常常你真的就死了。

你见过那道门吗？你在酷热中一直往前走，离开塞奇维尔、塞亚尔，离开你熟悉的一切。它们平平地躺在你身后，消失在热气中。你回头也看不见它们。你什么也看不见。连鼠尾草都稀疏起来，最后消失了。全是尘土。然后前方，远远的，你看见一点金色的东西。它一点一点升高——哦，那么慢！你发现那是岩石，巨大的金色岩石。它们升着，升着，升着。有一天你发现它们不光在前面，也在你身后了：只有金色的岩石；要不就是红色的岩石、绿色的岩石，或者像透明黑玻璃一样的岩石。我经历过一些奇特的时刻，但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奇特——当你第一次意识到，四面八方几英里几英里，除了岩石什么都没有——就像一个用宝石粗琢出来的世界，被丢在那里等死。

阿尔塔内罗的井很少：为人所知的更少。你沿着井走，也照着井走。拉德威从塞亚尔小道上拐进了山里，朝第一口井走去。一周后，比尔斯基沿着同一片地面跟上来了。每天晚上他都在拉德威某堆冷灰旁扎营；每天晚上他跪在灰烬里祈祷。有时他祈祷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在浩瀚的星空下；但祈祷的内容始终是：让他赶快追上拉德，宽恕他，把心事放下。他不焦虑。他只是急切。他知道自己在阿尔塔内罗迟早会碰上拉德。然后他就睡觉、吃饭，再出发，对着驴子唱赞美诗：“格陵兰的冰雪山”，多半是这首。

有一次，在冰冷的灰烬中，他发现了一个断掉的锅柄。他高兴得把它随身带着，像个吉祥物。仿佛这让他和拉德威产生了联系：让那个宽恕的幸福时刻更近了一些。

拉德威呢？唉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

如果你心里有事，阿尔塔内罗是个很难走的地方。我有一次心里搁着事穿过那儿几英里：一个生病的孩子在两百英里外；我跟你说，到了第三天，我到处都看见那个孩子。但拉德威——我没法解释拉德威。我猜他是不是看见了那个引发这一切的姑娘。

比尔斯基比拉德晚六天到达第一个水坑；他已经追上了一天。

拉德他们用了那个坑里不少水。水缩了下去，坑边干硬发白，像黏土一样，上面是人脚和驴蹄的印子。比尔斯基挑出拉德的脚印，拍了拍它们，他高兴极了。他在水边休息了几个小时，让驴子恢复精神。然后继续前进。

在第一个水坑和第二个水坑之间，地势开阔起来。不只是乱石堆。是台地从一片死寂的尘土平地上耸起，像塔楼、大教堂和城市被磨蚀的地基，带着玫瑰色、紫色和金色的条纹。大多数台地你根本无法攀登，就像你爬不上摩天大楼的外墙一样。但比尔斯基找到一座能爬上去的，便爬了上去。他看见顶上有一种干枯的草类东西，想弄下来给莎拉——一头生病的驴子吃。他在顶上找到的不止草。他找到一座坟墓。当然不知道是谁的；没人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知道。

他把草给了莎拉；但第二天她就死了。比尔斯基伤心极了，他向来那么爱护牲口。他从没意识到莎拉只是累垮了：跟不上那种速度。

到第二个水坑时，他只比拉德晚四天了。

他因为担心驴子而稍微休息了一下；又把损失的时间补在祈祷上。然后他继续上路，以那种可怕的速度，一英里一英里地赶上拉德，急切地要宽恕他。到第三个坑是一段很长的路程。比尔斯基在这段路上追回了两天。我猜不出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他告诉我他穿峡谷抄近路，而且那些近路总是走对了；他还说他一路唱着“守住堡垒，因为我来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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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发现第三个坑被弄脏了，水也缩了。在一段泥地里，拉德用棍子写着：“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一见你就开枪。”他怎么知道比尔斯基那么近了？也许他前一天晚上看见了他的火。比尔斯基读完那行字，伤心极了。“他不明白，”他说，“我是要去宽恕他。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跟着他的。”他祈祷了半夜，第二天走得更快了。

很少有人走得那么深入阿尔塔内罗，到达第四个坑。那个坑很难找。早在比尔斯基到达之前，他就看见天空中有个斑点；那是一只大鸟，在缓慢地绕着小圈盘旋。它下面就是第四个水坑。

比尔斯基到时，那还是个不小的水潭。周围有灌木，还有纤维状的草。三头驴在吃灌木，还搭着一顶小帐篷。一个人从帐篷里出来，看见比尔斯基便举起双手。

“别开枪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是拉德威。你跟我没仇。”

“跟他也没仇，”比尔斯基说，“我是来宽恕他的。他在哪儿？”

“走了，”那人说，“大概是疯了。他一个人往前走了。前天我病了。我们本来要在这儿休整一下，然后小心地四处探查，始终待在这水边够得着的地方。今天早上他出去爬了那边那些岩石。然后他回来说他必须继续走，他等不了了。我去拦他，他把我打倒了。你看这儿。”那人几乎要哭了；他转过脸，比尔斯基看见他下巴上一大片黑紫的肿伤。“他走了，”他说，“好像魔鬼在追他。而那个魔鬼就是你！”

比尔斯基是最温顺的毛茸茸小个子；此刻他也快要哭了。“他不认识我，”他非常悲伤地说，“但会没事的……那边有什么？”他说，指着更远处。

“造它的上帝知道，”那人说，“用地狱的残渣造的。但别人谁也不知道，因为没人去过那里。”

“会没事的，”比尔斯基又说了一遍，“我会继续追他，宽恕他，把他带回来。”

他出发去做这件事，带走了拉德的一头驴，因为比他的那头更精神；他发誓这次一定要追上拉德。

我不太清楚在那最后一汪水之外发生了什么。一是，我从没去过那里。我推测比尔斯基就像往常一样继续前进，沿着拉德的踪迹。他轻而易举地跟着：那是方圆一百英里内唯一的足迹！他一边走一边唱着“荣耀归于我”，因为他终于能宽恕拉德了。

天空中的那只大鸟，从水坑边盘旋开去，跟上了比尔斯基。那广阔天地间只有两个移动的东西让它可看：前面的拉德威，疯了一样想摆脱比尔斯基；还有老比尔斯基，疯了一样想宽恕他，唱着那首荣耀之歌。

比尔斯基没法跟我详细描述那一段。他就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他说，有时有星星。那地方寂静得他开始觉得自己能听见星星发光的声音：一种滋滋声，像弧光灯一样，当然，他知道那是胡思乱想。有时只有太阳，一团巨大的火，仿佛被钉在大地上，把它的生命都烧尽了。当然还有岩石，但他记不太清了：只记得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，和裂缝壁上的一点微光。那微光是含金脉的绿松石，就那么从悬崖上露出来，你简直可以用牙签把它撬下来。你出钱让比尔斯基说那地方在哪儿他也说不出来。他那时除了宽恕拉德，什么也不想。

然后，他说的，随着一声像步枪连射一样的巨响，那只大鸟像块石头一样从天上掉下来，从他身边呼啸而过，落在正前方。那里有一头死驴，和一个空水罐。但拉德威已经往前走了。比尔斯基追了上去，大声唱着；但声音没多大动静。

然后前面传来一声小小的爆响。有什么东西从比尔斯基身边嗖地飞过，在峡谷壁上弹下了一小片石片。比尔斯基停下来看着脚边那片石片，漂亮得像一片粉色玫瑰花瓣。他知道是子弹削下来的，也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拉德威的射程。他发出一声喜悦的呼喊。“是我，拉德！”他喊道，“我来宽恕你了！”但拉德威没有停下。他继续走着，像疯了一样；在他身后跟着那个正在要他的命的人：那个只想宽恕他的人。

还有更多的枪声。比尔斯基说拉德整个下午都在朝他开枪，但由于光线折射，他一枪也没被打中。再说了，拉德正在崩溃。一旦你的神经垮了，你在阿尔塔内罗很快就会崩溃。

比尔斯基赶上他时，已是黄昏。

你知道阿尔塔内罗的黄昏吗？太阳落在万物边缘，大得像一座燃烧的房子。所有的岩石在那一瞬间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。仿佛光线完全穿透了它们，然后带着它们的颜色出来：玫瑰色、紫色、金色。你呼吸的空气都在发光。比尔斯基所在的那条玫瑰红色的峡谷，尽头突然是一面直插天际的岩壁。

夕阳照在它上面，它变成了一层面纱，比尔斯基说，一幅从地到天垂挂的血红色帷幔。

在它的脚下，躺着坏蛋拉德威。

比尔斯基朝他跑去，想要喊叫。他准备好了水壶。一整天他都在省水想给拉德威喝，但他太迟了。拉德只是看着他；他内心的一切：所有的悔恨、罪孽、黑色的恐惧，那最初驱使他害怕比尔斯基的灵魂的未知损伤，都在那一眼中倾泻而出。

那目光击中了比尔斯基的心。“拉德，拉德，”他说，“你别怕我！我宽恕你，拉德！”他说。

但坏蛋拉德威没有听见。他死了。

比尔斯基尽了自己的本分，但他整个人都垮了。他把拉德埋在悬崖脚下后，不知怎么回到了水坑边。他和拉德的那个前伙伴立刻动身回家。他们对阿尔塔内罗已经受够了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比尔斯基时，他极其伤心难过，因为那人把拉德威身上发生的事归咎于他。“他好像觉得，”比尔斯基对我说，“我对他做了什么！我一路追了他那么远只是为了宽恕他！那个人，他好像觉得，我做了什么！”

然后，带着一种困惑、恼怒的神情，他笑了。“但回头想想，”比尔斯基说，“这事儿挺好笑。”

唉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宗教是个难摆弄的东西；但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好笑的。